12月18日，就在我因为听说伊藤诗织在民事诉讼中胜诉，而跟朋友说不论如何要去喝一杯的当天下午，就听说石立善老师去世的消息，当时还觉得茫茫然，并且一直希望这是未经证实的流言，而事实必然使流言反转。但越是接近更钟报更的时候，消息就越是确切。临近中夜时分，看到草虫老师转发了一篇〈关于《说文解字注》苏州保息局本——答网友问〉的博文，是石立善老师在博客中就《说文解字注》苏州保息局初刻本、重刻本的区别答网友问的短文，看到此文我才知道这个刻本和冯桂芬的关系，正好今年的期末作业是为一位历史人物作年谱，而我选了冯桂芬，看到这篇文章以后，我在自己做的简谱的“同治六年”一条下加了刊刻《说文解字注》的信息。当时还想是否要买中华书局影印本《说文解字注》（尽管手头已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《说文解字注》了），后来经人指出中华书局影印本所用是苏州保息局重刻本为底本，没有必要购买。自知重刻的同治十一年冯桂芬还在世，简谱中也在此年添了重刻《说文解字注》这一条，但确实不明白何以重刻反不如初刻。12月19日，我在人文清华讲坛旁听景*教授的讲演“我们将如何老去，我们将如何离去”，其中对于养老和临终关怀说了很多。本来前期宣传中就设有网友答问的互动环节，但我自忖就养老和死亡的见解足够清晰并且不算落后，是故也没有凑热闹。但是在这次讲演中，我却不知何故想起石立善老师来，虽说与石立善老师非惟缘悭一面，即使有幸同在一个
